《五柳先生传》反思

这是《五柳先生传》反思，是优秀的教学案例文章，供老师家长们参考学习。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五柳先生传》赏析

　　(一)自况与实录

　　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五柳先生传》既为“自况”之文，当然属于“自传”之列，“实录”应该是传记写作的基本要求。况，乃比况、比喻之义，采用“自况”之法写自传，表明作者意在隐去真身，以五柳先生为喻体写出自身的性格与情趣，这便是运用文学手法写出的自传。文学性的自传与实用性的自传虽然在内容上都是以“实录”为尚，但在取材与表现手法上却有明显的区别：实用性自传往往以写事件、写行状为主，有比较稳定的格式，语言则力求简明、质朴，并且只能用第一人称叙事;文学性自传往往以写意、写神为主，在不违背“实录”原则的前提下，力求生动活泼、富有情趣，人称的选用也是比较灵活自由的。《五柳先生传》便是作者采用第三人称写出的自传，从内容来说，则是一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的自画像。

　　写自传，无论是实用性自传还是文学性自传，一般都是从叙述姓氏、门第和自身经历开始，但《五柳先生传》的开头部分却只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囚以为号焉”，便割去了与世俗的许多牵挂。“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说的虽然只是“号”的来由，却也是用写意的笔法，极为传神地写出了五柳先生不屑于世俗的姓氏、门第之争，只以随遇而安、顺其自然而怡然自得的神态。也为自传的主体部分具体写出他的志趣与性格作了良好的铺垫。这在名门士族盘踞高位、寒门士族沉郁下僚的魏晋时代，也是出身寒门的陶渊明愤然于世俗的心理反映。

　　免去了具体身世和行状的描写，却仍能为时人“谓之实录”，原因何在?就因为传中所写的性格与志趣，不仅充分体现在陶渊明的全部创作实践中，也充分体现在他中年以后出仕与归隐的全部人生经历中。

　　(二)自娱与示志

　　主体部分以“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为总纲，对传主的志趣与性格特点，从三个方面作了简洁而又传神的陈述：一是“好读书”，二是“性嗜酒”，三是“常著文章”。

　　“好读书”。五柳先生的读书方法，主要有两条，一是“不求甚解”法，二是“会意”法。前者说的是广闻博见、拓宽视野的博览法，亦即浏览法、速读法。旨在从多读、快读的过程中寻觅自己的所得。这是一种以读书为“自娱”的快乐读书法。后者说的是读书之乐的真谛所在。陶渊明在《与子俨等书》中也有过自述：“少学琴书，偏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这里的“开卷有得”与“每有会意”便是同一个意思。这两种读书方法，都是当今学子应当继承的良法。

　　“性嗜酒”。在《五柳先生传》中，仅仅提及一条，即“家贫不能常得”时，依靠“亲旧”的“置酒而招之”，还有更为甚者，略举凡例如下：

　　一是为筹酒资而做官。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文中说，“余家贫，耕值不足以自给”，亲友们便劝他去做官。只是苦子“求之靡途”。后采，“家叔以余贫苦，连见用于小邑。”这是指他做彭泽令一事，为何要选做彭泽令?只因“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又据萧统《陶渊明传》所述，他去彭泽上任伊始，就急忙告诉家人：“公田悉令种杭”，并说：“吾常得醉于酒，足矣!”

　　二是为筹酒资而收受馈赠。颜延之在做始安郡时，“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

　　三是置酒待客，别具一格。据萧统《陶渊明传》称：“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琴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李白诗云“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不仅是活用此典，恐怕也是此风仅有的继承者。

　　陶渊明的“酒风”不仅是他生性“颖脱不群，任真自得”的生动体现，也是他为“酿造”诗文不可或缺的“酵母”。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

　　写文章。与曹丕“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念相反，陶渊明却是“常著文章肩娱，颇示己志”。其“乐道”之情实已溢于言表。从展示个人的情趣来说，这既是他“不慕荣利”最为集中的体现，也是他长期安贫乐道，以书、酒为伴的必然结果。又是在“文章观”上的返朴归真。是他用“诗言志，歌咏言”和“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的古朴传统对御用丈学观和功利丈学观的反拨。

　　由于能以“颇示己志”而“自娱”，才使他的诗文能够成为他展示个人独立品格的有效工具，也是他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语)的根本原因。

　　(三)平生之志

　　他的“志”又是什么呢?作者在结尾部分通过“赞曰”作了一番自我表白，这也是作者仿效史传体例对传主的身世志趣所作的评论。在评论中，作者避开了抽象的议论，引用黔娄、元怀氏、葛天氏这三位远古的名人贤士作类比，又直接引用黔娄之妻赞颂黔娄的原话，突出了陶渊明所特别向往的他们那种“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陶文引作“汲汲”)于富贵”的“志士”情怀，这种引用，对传文主体中的叙事所特有的内涵也具有“点睛”的作用。

　　《五柳先生传》的写作时间，学者们大都根据萧统的《陶渊明传》断定为陶渊明做江州祭酒以前，即晋太元十七年(公元392)渊明28岁以前。此传便是他还没有“出仕”之时的言志、抒怀之作。对于他后来的弃官归隐，后人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他那“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典故，却少有人提起他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的自述：“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至于他“弃官”的具体方法则是事有凑巧，让他找了一个十分合适的借口：“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至于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则如朱自清先生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所云：“寻督邮之事，殆非虚构，而谓以此去职，则史家张大之词;妹丧固是实情，然亦去志久决，故藉此急求自免，庶有词以对亲友及执事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