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教育反思

这是《老王》教育反思，是优秀的教学案例文章，供老师家长们参考学习。

　　杨绛先生的《老王》，是一曲淳朴人性的颂歌，还是一段精神灵魂的拷问?是一腔情感收支不对等下的自责，还是一则正义良知反思中的呐喊?《老王》，语言冲淡却字字含情，朴素平和却别致耐读。不细读，不足以真切体验老王悲至极致的不幸;不深问，不足以深刻感悟作者感人肺腑的愧怍。这一读一问，就架成了我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走向“愧怍”的桥梁。

　　读，读出老王的“不幸”。老王，一个卑微群体的缩影，作为社会的底层人物，众多的不幸加诸其身。老王，在作品中已是垂老暮年之态，一只点着微弱油光的灯盏，在那个动乱的时代苟延喘息。“老”已是人生的憾事，一贫半盲，孤苦伶仃，病如残烛，更足以让我们为这样一个羸弱悲惨的小人物掬一把同情之泪。看，老王住在“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的“几间塌败的小屋”，并且还“住那儿多年了”。看，老王只有一只眼，“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行将就木时，“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听，老王有一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他只能指望自己，只能靠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在贫困的深渊里苦苦挣扎。听，老王直着身子行走离去的脚步声，那里蕴有生命极限的凄凉痛苦与恐怖。贫且贱，孤又残，命如此，运更惨。只因为“脑袋慢”，“没绕过来”，就成了单干户没有了组织保障。如此失群落伍还不算，人力三轮被取缔更是雪上加霜……老王，在人生绝路上步履维艰。杨绛先生在叙述老王的不幸时语调平和、节制，这样的素朴清淡，课堂上若不加细细咀嚼，学生在叙述老王之不幸时多容易浅显视之，随意道来，老王的不幸也就有了相对的距离感。这样，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读出看似平淡的文字中饱含着的深情，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感悟体验环节。

　　杨绛先生在写老王之孤时用了这样一个句子：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这一句看似平和冲淡，却至苦至悲。“有个哥哥”，正当我们因老王还能有亲情的依靠而高兴时，猛然间“死了”两字却带给我们一种无言的伤痛;紧接着“有两个侄儿”峰回路转，希望尚存，但“没出息”又让人再次走向绝望的深渊。在朗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读出节奏，读出情感变化，在“有个哥哥”和“有两个侄儿”后适当停顿，情感的跌宕起伏才有更真切的感受。同时作者将“死了”与“没出息”放在最后，把词序变换一下，不符合常规，“反倒更显别致耐读”，老王孤苦无依的悲凉处境更入人心。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中写道：“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读出不幸才能产生情感的共鸣。这样的句子还有吗?还能从哪些语言中感受到老王不幸之深之痛?学生开始认真品读“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一句，开始真情捕捉“他说，住那儿多年了”一句中“那儿”所蕴含的孤苦贫寒之痛等等。也正基于这样有感情的朗读，原本明确无疑淡然而出的老王之不幸才能掀起心灵的震撼，也正因此，才有了如下更深的一“问”。

　　问，问出更深的“不幸”。贫苦孤残这些都是文中明确无疑地呈现出来的不幸，那么较之于这些，老王还有没有更深的不幸?教学就会聚焦在文中这样一句：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细细品味此句，拨开迷雾见不幸之极致。匍匐在“有人”“这老光棍”“大约” 等词上，我们就能够看清动乱年代里以践踏弱者为乐的世风，社会的冷漠，世态的炎凉，老王的不幸更在于他在那个时代里的被抛弃、被欺侮、被凌辱、被践踏。“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组织了，没有组织保障，就意味着被孤立，被排挤。果真，“有人”，自然是跟他同业的人力车夫，“这”词的鄙视奚落还不够，“老光棍”更是谩骂讥讽之极，“大约”，恶意戏谑，践踏尊严。世相如此，老王在这乱世中则更显得孤苦，这个如草芥一般卑微的人力车夫，他的悲惨就更为必然。这一问，学生披文入情，由浅入深，直抵不幸的内核，“更深的不幸”才弥漫成社会的不幸社会的悲哀，我们也才能更真实地接近杨绛内心的“愧怍”，也才会更深入地去读懂读深文本的字字句句。

　　读，读懂“不幸”的背后。在作者叙写老王的“不幸”的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出什么?循此问，再读文本。《老王》一文，不同教材选编时解读角度不同，人教版八年级(上)以“爱”为主题，重点从唤起人们对“老王们”的“爱”入手解读文本，而苏教版高中教材则把《老王》放在必修三“号角，为你长鸣”专题的“底层的光芒”板块中，尝试着从探讨这些平凡的人在“历史的苍穹中永远发光”的角度解读文本，殊途同归，最终都成为关于善良与感动的道德颂歌。这些对文本主旨的浅化，其实都是因为不能深掘天性温婉、隐忍的杨绛在她淡之又淡的叙述中深藏着的复杂情感。那么，还是直接透过老王的“不幸”去寻找各种滋味吧。写老王的不幸，我们自然可以读出老王的善良。老王的善良体现在他的三次“送”的行为：他送的冰比他前任的大一倍，冰价却相等;他送钱锺书去医院，不愿要钱;弥留之际，他还送来香油和鸡蛋，来作朋友的最后的道别。“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是老王对处于落魄窘境中的杨绛一家的担忧;“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是老王对苦难中的知识分子无声的关爱;香油、鸡蛋更是弥留时最后的温暖。写老王的不幸，我们总能在不幸的边缘看到作者一家人的善良：一路上的闲话，大瓶的鱼肝油，对老王可能因为年轻时“不老实”而落下的瞎眼残疾依然寄予无限的同情，“自己不敢乘三轮”是怕再累着眼前这位善良羸弱辛酸的小人物……不必再去刻意计算鱼肝油与香油鸡蛋的价格比值，不必再去掂量情感付出的多少比例，“不幸”让两个本不处在同一世界的人物有了彼此的牵挂，同情、关爱、照顾和尊重在两人之间默默流淌，这就是足够感动的光芒与温暖。两段不幸之流有了交汇，又何必强辨其中的哪一滴源于何处?江苏颜敏老师说得好,“两个‘组织’之外的人，两个不幸者，以善良回报善良，以信任回报信任，在那个寒冷的岁月，抱团取暖，用诚实的品性、做人的本性守护着社会的良知，底层因善良、高贵的品质而焕发出人性的光芒”[1] 。但是，在温暖之外，作者更是冷静坚硬的。撩起“不幸”的面纱，杨绛是用平和节制的语言真切而又超越性地写出了她对人世的观察与体验。如果说“更深的不幸”中有杨绛对践踏人性的残忍世道的喟叹，“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两句中更隐有对文革这个特殊时代的荒谬残酷的贬讽。这些语句，“平静中有抗议，调侃中有悲哀，很有韵味”，细细读来，反复咀嚼，我们方能在这些叙述中捕捉到作者潜隐着的时代针砭。所以，人性和道德的绿洲外，我们更应该看到那片黑暗的社会荒漠，老王的极大不幸是时代的不幸社会的不幸，无论是卑如老王的底层劳动人民，还是学如杨绛夫妇的高级知识分子，荒唐的年代带给他们的是何等荒唐凄惨的命运。

　　而最能把这不幸中的百般滋味浓缩于一体的莫过于老王弥留送香油鸡蛋这一镜头。惜墨如金的杨绛极尽描摹之能事，“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这就是行将就木的可怜的老王最后的凄惨形象。杨绛甚至是用直白到不近人情的笔法去展示这个凄苦的底层人，老王的不幸抽打着作者的心，也抽打着读者的心。是谁让老王让作者等人“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而不得动弹，读完这样的文字，我们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底层人的不幸与善良，更有作者温和内敛下的社会针砭。老王拼着余生的力量给作者一家送香油和鸡蛋，是把善良、温暖、渴望做最后一次传递。“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此时此境下唯有的这句最朴实的表达则让我们唏嘘于浑浊天地间仅有的善良与温暖。杨绛的文学语言“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2] ，用心品读这一细节，对于人性的理解，对于社会的解剖，也在不知不觉中升格，而“愧怍”也将随着作者及读者的天问浮出水面。

　　问，拷问社会的良知。老王死了，“我也不懂，没多问。” 只是没问不代表无问，“不懂少问”的背后是杨绛无言的隐忍的冷冷悲凉。无论穷富贵贱，回民死后都是三丈六尺布。面对身裹白布凄然离世的老王，作者最想追问的是什么?课堂教学中，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让学生读进去又跳出来，代杨绛发问。短暂的沉默后，学生问了，问出了杨绛的隐而不问，问出了朗朗乾坤下满腔正气。“老王，你为什么死得那么得惨?”“老王，是谁把你逼上了绝路?”“谁，该为老王之死埋单?”“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为什么，只有死亡才能换来唯一的一次公正?”“老王，你在那里还有这如许多的不幸吗?”“为什么善良的人没有好报?”“谁会是下一个老王?”……问自己，问老王，问天地，问社会，问未来，不一而足。这个问题，更是点燃了学生的思维火花，调拨着所有课堂参与者的情感，也让我们再次走进文本情境，久久不得出。也正是这一问，使得从“不幸“到”愧怍“间的课堂思维推进才有了一座自然的桥梁，教师对“愧怍”的分析才不至于因突兀深刻而居高临下，“愧怍”之思才水到渠成，“愧怍”之义才推向更深层。

　　思，体味“愧怍”的内涵。读《老王》，最后的落脚点总在“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一句上。杨绛为何愧怍?文本主旨为何?是人教版教材以“对弱者的关爱”统摄杨绛的情感内涵，还是苏教版教材以“底层的光芒”俯视老王的道德行迹，抑或有他?“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由“不安”到“愧怍”的心理求证。“愧怍”之感出于人物情感收支的不对称是多数授课者的课堂终结，但作者已经明白无疑地告诉我们“都不是”。仔细想想，香油、鸡蛋、钱都是文中人物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表达谢意、呈奉关爱的载体，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人与人的交往也不是拿斤两毫厘来计算的，正常生活中的我们又何尝是天天掰着手指去算计彼此间的情感对等指数来过日子呢?文本细读就是沉入词语,杨绛用“几年过去了”和“渐渐”等词句说明“愧怍”感的诞生绝非先前亏欠感的简单重复，它已经历了充分的时光酝酿，包含了足够多相关有情世相的体验，升华到了一个新的情感境界。[3] 文章写作于1984年，离故事发生的“文革”背景业已有年。杨绛先生时年73岁，按颜敏老师之疑，一个智慧老者一直记挂于心不能释怀的念想，一个纠缠困扰作者几年光阴才渐渐明白的难题，思考如此漫长，求证如此艰难。难道真像我们执教者想的那样，轻易便可破解?难道杨绛先生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表达对像老王一样的广大底层苦难的关注和同情?就是为了给我们提供一段饱含泪水、令人唏嘘的动情往事?细细揣摩“一再追忆”“总觉得心上不安”“几年过去了”“渐渐明白”等有着巨大暗示性的语言符号，结合老王“不幸”下的深层内涵，加之有了前面的代杨绛追问的铺垫，我们该能贴近作者郁积如此之久的“愧怍”。“兼具对于芸芸众生感情领域测度之深细与对于东方佛道境界体认之高深者”的杨绛，在经历了诸多不幸后幸运地活了下来，“文革”的苦难促成了作者精神的升华，愧怍中求安宁，愧怍中显良知，她开始怀疑开始反省，她静心思考苦难思考不幸，思考现在思考未来，思考责任思考担当……面对每一个不幸的人我们都有愧怍，只是杨绛首先把自己浸入愧怍之海中，用“隐者”的心态去思索。能把自己的如此不幸化为幸运的人是慈爱宽容的，能用一颗温和的心去直面不幸而愧怍的人又是冷静高远的。她的愧怍，是知识分子用人类眼光、人类情怀去舔舐我们曾经的创伤去面对我们苦难后的岁月。这份愧怍，是一个无辜生命体对一切生命欠然状态的全力担荷，是作者自我灵魂的无情审视，更是替一个未曾充分反省、忏悔的时代树立的人类良知标杆。[4] 这，也许就是并不着力描写伤痛和愤慨的杨绛先生豁达平淡中的人生思索。

　　读至此，思至此，课堂一片静寂，血色中站立着的老王和愧怍中微笑着的杨绛犹然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