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2-06-28
这是《滕文公上》课题解读,是优秀的教学案例文章,供老师家长们参考学习。
孟子在《梁惠王》篇推举仁政,就指出所谓仁政有两个落脚点:一为经济,二为人伦。第三篇到了《滕文公》,第二章再一次把它提出来,所以本篇重点就是讲治国与经济的原理。
纵观孟子一生,只有这个滕文公愿意信从孟子仁政之说,因此这一篇提供了一个阐述如何操作实行仁政的窗口。虽然如此,也只是短暂的实验。一者滕文公所信未笃;二者本人只在位七年就去世了;三者国小势弱,身后不久就被宋国所灭。
朱子的解说,对理解首章很有启发:
“孟子初见滕世子,想是见其资质好,遂即其本原一切为他启迪了。世子若是负荷得时,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复见孟子,孟子见其领略未得,更不说了。只是发他志,但得于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说,便漏逗了。当时启迪之言想见甚好,惜其不全记,不得一观!”《朱子语类。卷55 孟子五》
首章末句云:“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初听上去,好像与上面的话不相关联,其实正是指出本篇所说的性善义理,滕文公虽一时难以理解,但只要笃信实行、反身而诚,都可以印证其效不虚。
这一章是本篇的引文。
一.开篇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是全篇之眼。
这也是全书第一次出现“道性善”这个说法。
“道性善”,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是孟子之学的最重要的心得,贯穿孟子全部思想。所以朱子说“七篇之中无非此理。”我们在前面两篇中,就看到贯穿于仁政的根本核心,即 “先王不忍人之心”,其实已经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在后面的《告子篇》,孟子通过论辩,对“性善”义理做了更详尽的阐述。
本篇着重治国和经济,却以“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作为全篇之眼。要理解本篇的脉络,就必须搞清楚“道性善”与“称尧舜”是什么关系。二者是并列的呢,还是有着特定的逻辑关系?
古今很多人(很多大人物大学者)都错读了。
赵岐注云:“孟子与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当充而用之耳。又言尧舜之治天下,不失仁义之道,欲劝勉世子也。” 既然“又言”,这是明显把性善和言尧舜并列起来讲。后来的学者,大多也跟着这样读。
其结果,错过孟子也远矣!
赵岐《孟子题辞》对孟子有这样的描述: “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於诸侯,思济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於事,终莫能听纳其说。”
褒其德而贬其事,这一句“迂阔于事”,就成为了两千年的定论。
这就是把性善和言尧舜分开来看待的结果。
现代的理解,更把孟子分割为所谓政治思想、人性论、仁政学说等几块。然后批评说,孟子是个只关注理想而不顾现实的、代表落后生产力和旧势力的人物。
例如:“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在抬高他所理想的仁政的地位。孟子的仁政论及为其所制造的历史根据,正如荀子所说是‘按往旧造说’而他使用的方法也是牵强的比附。”(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卷。第二节孟子》)
这样的学术,虽然学问之大可以考据每一个字,却不能理解孟子其人。朱子评赵岐注《孟子》:“汉唐诸人说义理,只与说梦相似”,也可推而论今之学者。
如果我们认真地用身心去体贴,反复品味(特别是出声读的话),就不难发现“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一句,其实非常清楚从语句上二者不是并列关系。
道性善而称尧舜,那么称尧舜正是道性善的方式和实例,而道性善正是称尧舜的内容啊。
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说洋快餐,则言必称麦当劳。
为什么呢?称尧舜,正所以道性善也。道性善,乃有所以见尧舜也。
孟子于何处见尧舜来?
尧舜至于文王,三代圣人递相传承循天道而行、为民父母的仁政传统,推动长久的持续的社稷福祉,表现出一种无私爱人的伟大的情怀。(六七章详述之)
孔子传承至于孟子,以自己的经验又证明之。所以他说人人具备那个本质(性)、都可以反省而自我发现、可以追求大道、实证仁心、学习而达到与圣人不二与天道合一的境界。
这个可以启发智慧、教化上达的本质(不是被约束被改造),叫做性善。
孟子自道“尽心知性知天”,与尧舜文王的三代圣人、与孔子心心相印,见古人之所见,思古人之所想,方才能够有这个“道性善、称尧舜”的讲说方式。
而“性善”,就是孟子所要取法的要害。
宋儒推崇孟子,说他讲“性善”是道前人所未道,是个创新。其实,“性善”是孟子那个时代的创新语言,但是“性善”所蕴涵的义理,自尧舜乃至文王、孔子,未曾改变。孟子只是用时代的语言,讲出千古不易的真理。
孟子讲论的特点是不拘泥套用古代的形式,而体贴古人的心法。所以他说:“尧舜性之。” 《尽心上》“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离娄上》
弟子子路曾经问孔子:“像尧舜那样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够格做仁人吧?”孔子回答说:“你讲的只能说是圣人的事功。仁者不是从济众开始,而是从自省功夫开始的。所以仁者(以尧舜为例),懂得‘成就自己源于成就他人,把自己的事功寓于他人的成功。’”(1)
由上可见,孟子“道性善、称尧舜的”根本,是使得国君通过学习三代的政治而实现尧舜那样的人格境界,天道好还,社稷的长久福祉也就水到渠成了。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
二.前篇《公孙丑》讲了“性善”根植于人心的原理,而在本篇中,是通过以下的治国和经济论题表现出来的。
第三章滕文公问为国之道,孟子讲:“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并阐述了以井田为基础的赋税制度,和在此基础之上的人伦教化制度。第四章进一步阐述井田制的原理。
这个就是孟子自己举出来的“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具体例子。
经济民生,孟子论为王道之始,是建立人和而无敌于天下的基础。
周代的井田制度究竟如何,其细节到孟子时代已经模糊不清。宋儒清儒都做过深入的考据,但今天由于史料的缺乏还不一定能完全展现出来。
我们根据孟子本篇中所说的原理,可以得到井田制的一些基本特点。
井田制,是由国君集中分配国有土地。由周围八家专事农耕的野人,负责耕种中间的一份公田,用来供养世禄的君子。这九户的人家, 乡田同井,守望相助,有一种比较稳定的乡邻关系。当其盛时,小农可以自给自足,国君则通过“什一而彻”的有节制的方式获得岁入。可以想见,一种温情脉脉的村社图景。
“开阡陌”,则是打破井田的格局,鼓励土地私有和兼并,推动经济规模。一些人拥有更多土地,另一些人则被迫离开土地。国君通过征税、私人经由土地买卖,来实现一家一姓的利益最大化。而人与人之间,也呈现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变法”在当时虽有增强国力的一时之效,但也引发了农民在赋役和兼并的压力下失去土地、贫困破产、依附豪门而社会不稳的弊端。孟子批评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孟子提出的对策,是比照周天子的井田制度,使赋役得到限制,民生得以保障。“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
谈到井田制,颇具争议的是:孟子是主张复古和社会倒退吗?
孟子其时,周公制礼有七百年,而距商鞅变法不过数十年, 犹在实验争论的阶段。我以为,孟子井田制的建议是否可行,或者其中还有哪些成分被后来的政治改革家继承下来,属于孟子策论的技术层面,应该分开来另作深入具体的研究。实际上其后两千年来的农业改革,都在围绕着“容忍兼并还是均田”的主题做文章。只要回顾我们过去三十年的变革,就可以了解,这个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
从历史唯物论的框架出发,判定这是代表守旧的经济利益势力而开历史倒车,实在是太过于简单化概念化的理论说明。
在本篇中,孟子讲尧舜的传统,讲井田,其实质是具体来讲性善,讲继承“为民父母”的传统。
《大学》云: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这与孟子所说的原理是一贯的。
这里面的关键点在于:天子或者国君,到底是个什么社会角色?孟子指出,尧舜至于文王的三代圣人的典范,在于领袖和教化,“如保赤子。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简而言之, “与民父母”而已矣。(六七章详述之)所谓“好货,与民同之;好色,与民同之。”故孟子引用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梁惠王上》
《论语》记载:“哀公问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合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颜渊》
鲁哀公觉得自己收两成的税还嫌不够开销。有若告诉他说:“你要是搞到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你还想安坐在这个君位吗?说什么足不足!”
这就是“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的道理。
如果国君不去为一家一姓的私利聚敛财富,乃至为此不断发动战争,就会看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 反之,就会出现“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梁惠王上》
孟子之与井田,和孔子对于周礼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譬如《论语》: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
这种视角与境界源于下学上达而合于天道的观念,无私爱人,着眼于长远社稷福祉,而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理念,不同于以私我为中心的理念。
如果有机会泛游欧洲大陆,就会看到那些中世纪以前的欧洲君主的古城堡,多建立在山顶绝壁之上。三面悬崖,一条通道,高墙围绕。君主就在那里居高临下监视人民,然后带着军队下山来强征收税(是不是像黑帮收保护费?)。
反观上古华夏的都邑,是民众交易汇通的场所,是开放的、与民共之。
这是直观地看中华传统,不同于西方。
我们之所以还是中华子孙,最重要的不是皮肤颜色,是因为我们的传统里面有一种东西,我们的精神思维,立足于恒久不变的智慧。这种恒久不变的智慧产生对生命、社稷、和世界宇宙的意义的基本看法。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夭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
这种东西,就叫做“圣贤之学”。能明白这个道理,四书五经都可以通达,古今中西也可以通达,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公。
后第八章谈以夏变夷,即此意也。
这并不意味着孔孟主张泥古不化、反对与时俱进。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虽因应损益,不妨百世可知。
孟子也说:我讲的只是大略,“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总之,“与民父母”,这在孟子是一切制度和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如果我们读《滕文公》忽略了这个核心,就当面错过了孟子。
我们读经典,不能停止在拼凑文字警句,要能真正了解古人的人格境界,认得那个人,就会处处认得事事认得,无往而不遇古人。(2)
三。就“圣人劳心”具体地说明了先王性善的人格境界。
这是第六章第七章关于“劳心劳力”的内容。从文字上看,是孟子批驳陈相和许行一派的农家学说,其实是孟子自己举出“道性善、称尧舜”的另一个具体实例。
文中先是陈相以“贤者与民并耕而食”辩难,而孟子回应说“天下有分工之义”:“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接下来孟子说明,“劳心劳力”是历史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是合理的。
劳心劳力,直观的看是劳动的分工。野人,负责生产;大人君子,负责治理教化,指导生产活动的方式方法,制定规范制度。“劳动分工”这样一种视角曾经导致严重的误解。(3)
但耐心读孟子的原话就会看到,其实孟子是在讲社会职能的分工:所谓劳心与劳力,是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孟子描述的这种分工的起源,透过古圣人示范指引教化,带领人民从蛮荒的生存环境中进入到饱食暖衣、礼乐人伦的长治久安的文明社稷,正显示出圣人“为民父母”、显示出圣人的人格境界,就是孟子本篇中要论说的“性善”。
性善,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具体的造福于人民的活动显现出来。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泛滥,禽兽逼人。在数千年的上古时期,人类在自然面前时时感到危脆弱小,时时面临意料不到的禽兽洪水等等自然力量的驱逐侵害。当此之时,人类族群的共同忧患,莫过于生存。族群领袖的使命是带领族人躲避可能的灾害,满足生存所需的食物生产,延续族群的不断繁衍。
族群领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首要包括:族人的信任、能了知自然规律的知识(趋吉避凶)、能免于被外族消灭的勇力、无私的品格(爱人、有信于民)。我们今天会说,圣人有大智慧。但是这个智慧不是抽象的。具有这些品格而又勇于承当,形成了君权集中于“圣人”。
我们看到类似的佐证,在世界上不同地区都存在过。例如上古希腊半岛的迈锡尼文化,曾经也是王权集中的由国王指导下的农耕文化。与华夏文明不同,迈锡尼文化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年消亡了(恰与西周文王同时)。
孟子归纳,尧之所以劳心有三:
一曰忧民之不安(无法生存安身),于是使益焚山泽使禹疏九河使后稷稼穑(想象一下,这些都是前无古人的绝世创举、伟大工程。);孟子特举出“禹治水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论语。泰伯》
二曰忧民饱食暖衣之后失于淫佚,乃使契教以五伦之德;“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开百世礼义文明之先河。
三曰忧国无贤臣,发掘舜禹后稷契等以为辅佐。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我们由此可见,其忧也深,其见也远。今天为人父母者,最多关心孩子长大以后的衣食用度。而古之为人父母者,是忧虑天下长久的福祉。难怪孔子感叹:“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用今人比较容易理解的话语来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第九章讲“爱有等差”,进一步说明先王圣人涵盖天下之大善,与亲情世情不想违背。
此之谓大人之事。此之谓性善。
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境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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