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的快乐生活》课后反思

这是《杨光的快乐生活》课后反思，是优秀的教学案例文章，供老师家长们参考学习。

　　最近一直在追看《杨光的快乐生活》，这部天津方言剧据说挺火，收视率挺高，几个电视台一块播，搞得我经常看串。片名一看就是模仿《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内容也差不多，都是讲述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看他们掉进生活给挖的沟里，看他们为从沟里爬出来而使尽浑身解数，看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事先注定的最终成功。虽然片名里有“快乐”二字，但观众的笑里，想必也夹杂着一份百感交集的涩。这种感觉，在看《马大帅1》时也有过。不过和《马大帅1》《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相比，《杨光的快乐生活》穿刺的力度还是轻了一点，戏谑的比例大，对于小人物生活的真实再现少，《马大帅1》里彪哥蹬着倒骑驴儿满开源城“换煤气”的吆喝声，是能够穿透耳鼓直接抵达观众心灵的;而杨光对疼痛的轻易忘却，让人感觉生活坚硬的一面不像南墙，倒像《武林外传》里李大嘴举过头顶叫嚣着要“拍死你”的那块豆腐。

　　除了内容贴近生活——也就是贴近小老百姓——以外，这部电视剧的成功还得归功于两大因素：一是用电视剧说相声，剧中有些大段的对话一听就是一个在捧一个在逗，杨议自己直认不讳，“说做影视剧，其实做的还是相声，只不过变了个形式。”相声语言入台词，好处是精炼、讲究，能吸引和逗乐观众，坏处是容易显得造作，很多对白一听就没法放在台下说，不过因为《杨光的快乐生活》是典型的哈哈镜式的作品，所以观众也都能接受。

　　另一个收视率功臣则是天津方言。就像吴侬软语比其他方言好听一样，有些方言天生就有喜感，东北话是一种，我觉得天津话也是一种，每次听到天津人说“嘛”就想乐。天津话用在相声电视剧里就更加相得益彰：天津卫从来就是相声第一繁盛之地，北京天桥也赶不上。杨议说：“天津话的幽默在皮里，用了反回答的对白方式。我们戏中的谈话都设了哏，不直接回答如何如何，包袱都埋在对话里了。所以句句有味，段段可乐。”

　　说起来，红火过的情景喜剧——再往大点说——喜剧，很少有不是说方言的。《马大帅》《刘老根》《东北一家人》里没人说普通话;《西安虎家》在陕西收视率高到了南天门，全仗着一口关中腔——虽然作为一个关中人，我认为他们咬字硬得有点过分;《炊事班的故事》南腔北调，河南话、东北话、山东话一锅烩了，里面的副班长老高操着山东话挺招人喜欢，一到《武林外传》的刑捕头，即使不打官腔，那一口普通话也让人觉着言语无味;刑捕头的徒弟小六那满嘴天津话就有趣多了，佟掌柜的关中话据说有很多人喜欢，我倒觉得不太正宗，和西安虎家的毛病正相反，太软，要是刘远给她配音就好了，哈哈。运用方言较少而收视率免遭滑铁卢的可能也就是《我爱我家》，但这部电视剧是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占了开风气之先的便宜，而且，里面方言的成分也不少：小保姆说方言(安徽话?)，和平、圆圆、贾志新说的其实也是方言——北京土话。其他普通话占主流的情景喜剧统统歇菜，比如《健康快车》之流。

　　方言喜剧之所以受宠，原因其实很简单：老百姓真正的母语不是普通话，而是方言。作为“官话”——一种依靠权力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话语，普通话和老百姓的生活存在天然的隔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普通话里没脏话。一说“龟儿子”“格老子”，就知道是四川人，一说“我操”“你丫”就知道是北京人，一听到“贼”，就知道是陕西人在骂人;但是怎么用普通话骂人呢，也许国骂“他妈的”勉强算一个?一种难以畅快表达情绪的语言，自然也无法深入到言说者生活的细部。

　　在对于生活的语言表达上，普通话贫乏无力到了惊人的程度，特别是对于市井生活的表达，普通话就更加难以胜任。让一部市井喜剧的主人公操纯正的普通话逗乐，语言上的捉襟见肘估计得难死编剧，即使勉强糊弄出来了，虚伪程度也应该和罗京和刑质斌在《新闻联播》里抑扬顿挫的歌功颂德差不多。说老实话，虽然《杨光的快乐生活》是虚构的喜剧，《新闻联播》是纪实的新闻，但这年头拿前者当真的估计比后者多。你操一口官话说些和老百姓生活背道而驰的话，谁信你呀!

　　虽然方言是最鲜活的语言，但广电总局对此的态度，至少在台面上，是一律封杀。大概一年前要封杀港台腔，倒是有些成果：刘仪伟的川腔越来越淡，不过此人的造作也越来越明显。大多数人当总局放了一个屁，娱乐节目主持人照旧嗲声嗲气，《第7日》的新闻主播照旧一口京片子，福建东南台的主持人操一口纯正的台湾国语，虽说播的也大都是假新闻，起码听起来比刑质斌有人味儿多了。广电总局也发布了针对方言电视剧的禁令，现在看来，只在中央电视台管用，其他地方——比如不靠市场就没法吃饭的上星台——行不通。

　　有时候觉得，什么时候刑质斌老太太在《新闻联播》里字正腔圆的念一句：“北京欢迎你丫!”中国的电视事业才算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