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导读稿

这是《孟子》导读稿，是优秀的教学案例文章，供老师家长们参考学习。

　　孟子思想的诞生有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他的思想在当时所处时代的现实意义在于抵抗杨子和墨子的思想。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现象”，可见二家的学说影响之大，波及面之广。其中，杨子的思想主张是“贵己”、“重生”等，源于道家，但又不同于道家，受到庄子的排斥;而墨家的思想主张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

　　而孟子认为二家的影响虽然很大，但都不是人间正道。那么人间正道，也就是人人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什么呢?这就是“仁、义、礼、智”。

　　这四个字中，有孔子提出“仁、义、礼”，而孟子将其延伸为“仁、义、礼、智”。汉代的董仲舒又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世称之为儒家“五常”。

　　之前在读《论语·宪问》时曾提到过，“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也就是说，作为君子之道而言，仁、知、勇是君子的必备素质。而对于天下所有的人而言，仁、义、礼、智则是普世价值，适合于每个人。

　　事实上，《论语》中的“知”包含了“义、礼、智”三者的本质。

　　暮初在《姚江暮初的原创博客》的《儒家的人格评价》一文中说，《说文解字》中对“知”的解释是“词也。从口从矢”。也就是说，“词”这个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意内而言外也”。也就是说，当觉悟到了事物内在的深意并将其迅捷地表述出来，这就是“知”的原始含义。它体现二个层面的内涵，一是灵光一现，一下子体悟到了事物的本质;二是能用语言或文字立即表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古代人所理解的“知”会近似于现代所理解的“智慧”这一层含义的原因所在。当然，将“知”理解为“智慧”也并不完全恰当。

　　然而，“知”这个字的奥妙还不止于此。《说文解字注》更进一步地解释说“识敏、故出於口者疾如矢也”。《徐曰》中也说“知理之速，如矢之疾也”。也就是说，正因为能一下子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并能如口中喷出箭矢那样迅捷地讲述出来，这才能称之为“知”。也就是说，当心中知道但是不能马上表述出来，还称不上是真正的“知”。

　　因此，许多人对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不理解，主要源于对“知”的本义不了解，事实上在“知”的古字义中就明显包含了“知行合一”的原始基因。

　　而《玉篇》中对“知”的解释是，“识也，觉也”，也就是说，“知”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人的感知与事物的本质一下子贯通了，一下子明了了。

　　而《易•系辞》中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这就是说“道”自始至终存在于一切世间的事物之中，但是“道”又是以隐性的方式存在，由于百姓“知”的能力不够，因此即便在日常的生活中与“道”为伴，也无法察觉“道”的存在。

　　而著名的儒者荀子对于“知”的理解更加直截了当，《荀子•修身篇》说“是是非非谓之知”。也就是说，能辨识、确认并选择正确的东西，同时也能辨识、确认并摒弃错误的东西，才能称之为谓“知”。事实上，从荀子对于“知”的理解上，就包含了“知行合一”的萌芽。也就是说，体悟了“是”这就是知，而“是是”(辨识、确认并选择正确的东西)是行;同样，体悟了“非”这就是知，而“非非”(辨识、确认并摒弃错误的东西)就是行。这对于理解王阳明的“四句教”所说的“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有很好的帮助。

　　所以说，孔子所倡导的君子之道中的“仁、知、勇”与孟子倡导的普通人需要遵循的“仁、义、礼、智”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更何况，“仁、义、礼”还是孔子亲自提出的。

　　也就是说，《论语》的重点在于教导有着丰富知识积累的读书人如何成为一个君子，从而继承和实现君子之道;而《孟子》的重点在于教导普通人如何提高素质，从而达到圣人之道所希望的目标。两者的受众是不一样的。

　　程子说“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也就是说，孔子所说的道理，都能在日常生活中体察得到，因而让人很容易接受;而孟子善于简洁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教人学会思想的深刻性。

　　朱熹在《四书集注·孟子序说》中说“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

　　这就是说，孔子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目标，而孟子告诉你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所以，程子说“《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25《伊川先生语十一·畅潜道录》)

　　同样，在《四书集注·孟子序说》中，朱熹说“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

　　所以，《孟子》这本书的特点就在于揭示事实的本质属性，倡导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提高人的思辨能力。

　　《孟子》这本书的关键词就在于“仁义”二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说，“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仁者不仅仅善于做到自我修身的内化功夫，而且也应因地制宜地做好外化功夫，追求济世救民的宏大目标。也就是说，“仁”无边界，无制约;而“义”有边界，有制约，构成一阳一阴，这对于我们理解和阅读《孟子》这本书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孟子》的语言相对直白，但毕竟是古代文章，也不能望文生义。比如《孟子·尽心》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现代的解释是“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国君为轻”，这种解释就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孟子排斥国君的作用，并有了民主思想。其实，这是在民众、社稷、国君三者之间的相对比重而言。这种观点源于《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

　　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这句话的语境是，假如连天下田野之民的民心都能得到，那么天下归心就能成为天子。而得到天子之心，不过是成为一方诸侯;得到诸侯之心，不过是成为大夫而已。这就是为什么说“民为贵(重)”的原因。因此，当诸侯无道之际，社稷势必为人所灭，应当为诸侯国另立贤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诸侯国的国君的分量要比社稷来得轻。

　　这里的“君”指的是诸侯国的国君，并非是天子。这里的“社稷”指的是诸侯国而不是整个天下。由于古时诸侯国(邦)的君主为了祈求国事太平，五谷丰登，每年都要到郊外祭祀土地和五谷神，即祭社稷，以得到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庇佑。后来“社稷”就被用来指代诸侯国家。但当土地神和五谷神不能庇佑民众、不能为民众挡灾灭患之时，也将毁坛另外重新设置。

　　毕竟在战国时代虽然历史上宣称为东周，有天下共主，即天子的存在。但诸侯强而天子弱，天子名存而实亡。当秦朝一统六国，“社稷”才开始成为整个国家的代名词。

　　正因为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当代大多数人就认定孟子具有民本思想。但是，即便是“民本”思想，也不等同于民主思想。毕竟孟子的真实思想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也就是说，在儒家看来，社会保持一个正常、稳定的运行秩序才是最重要的。